图：OpenAI利润分享模式类似于“滴灌通”倡导的非股非债模式，待利润分配完结后，OpenAI不再属于大股东微软。

　　近期，OpenAI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宫斗剧”。先是联合创始人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突然被董事会开除，后者给出的理由是阿尔特曼与董事会“在沟通中始终不坦诚”。接下来短短几天剧情数度反转，先是红杉资本、老虎基金等投资人向董事会施压，要求召回阿尔特曼。其后，大股东微软行政总裁（CEO）纳德拉（Satya Nadella）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阿尔特曼及其同事将加入微软。董事会决议还引发了公司内部抗议，700多名员工以集体辞职威胁董事会。最终的结果是，阿尔特曼将回到OpenAI担任CEO，并重组董事会。

　　阿尔特曼上演“王者归来”，给这场“宫斗剧”写下了大结局。有人戏称：“阿尔特曼用4天走过乔布斯（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12年走完的路”。

　　今年上半年，OpenAI开发的ChatGPT横空出世，掀起了人工智能（AI）革命浪潮。OpenAI联合创始人阿尔特曼声名鹊起，被外界称之为“ChatGPT之父”。但近期发生的这场“政变”，暴露了AI快速商业化与安全性之间的矛盾。阿尔特曼与董事会之间的冲突，既有理念之争，又有权力之争。

　　其实，宫斗“伏笔”早在OpenAI创立时就已经埋下了。2015年底，阿尔特曼、彼得．蒂尔（Peter Thiel）、马斯克（Elon Musk）等硅谷投资人、软件科学家一起探讨AI的前景，他们对谷歌当时控制AI技术的现状感到担忧，认为需要打破技术封闭，保证AI技术的开放性和安全性。于是，他们共同成立一家非营利性机构，马斯克将之命名为OpenAI，明确其使命为“确保AI造福全人类”。

　　投资方没有控制权

　　不过，联合创始人们的理念并不完全一致，大致分为两派：兴起主义和末日主义。

　　兴起主义，也被称为有效加速主义，主张快速推进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迭代和商业化，颠覆经济社会格局，改变人类的价值观，让人类去适应AI。被董事会开除的阿尔特曼和另一位联合创始人布罗克曼（Greg Brockman）均为兴起主义者。末日主义，也被称为超级对齐主义，他们主张谨慎控制AI的发展速度，尤其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要确保底层的逻辑不会伤害人类，不主动去改变人类的意图，与人类的价值观演变保持一致。

　　OpenAI联合创始人马斯克、首席科学家家苏茨克沃（Ilya Sutskever）均为末日主义者。马斯克在2018年正是因为理念的分歧被迫离开了OpenAI；苏茨克沃也曾在董事会上对阿尔特曼的商业化策略表达不满，认为加速AI商业化是一种冒险行为。

　　双方更深层次的分歧是，对AI的界定，兴起主义者将AI视为一种工具，但是末日主义者认为AI是一种自主生命体。苏茨克沃认为，AI不仅有自主学习能力，还要有“爱”，在底层逻辑上对其注入“对人类的爱”之前，AI不能大规模的推广。

　　ChatGPT爆发后，OpenAI的商业价值及所面临的竞争迅速上升，理念分歧快速演变为权力斗争。阿尔特曼作为CEO，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如果不加速商业化，投资人可能失去兴趣，转而投资其他团队，Chat GPT将失去竞争优势。OpenAI开发者大会后，阿尔特曼完全处于“筹资模式”，他试图向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募集数百亿美元，创建一家AI芯片公司。

　　阿尔特曼的商业化策略引发了苏茨克沃和董事会的不满。阿尔特曼的商业化焦虑和苏茨克沃的安全性焦虑不可调和。苏茨克沃也被认为是这场“政变”的始作俑者。据说，这场董事会之前，有几名工程师给董事会报告，ChatGPT最新版本在能力上展现出颠覆性突破。苏茨克沃借此机会说服了另外三位独立董事，凑足了四票，然后立即召开董事会，决定开除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

　　所以，这场“政变”暴露出一个危机，即OpenAI往哪个方向走，走兴起主义路线，还是末日主义路线：同时，也暴露出OpenAI的治理架构问题，即AI的重大战略方向由谁来主导？

　　通常情况，公司重大战略由董事会主导，董事会由股东大会产生，根本上遵循股东权威。但是，OpenAI又不是一家公司，是一家非营利机构，决策权由董事会控制。这就面临一个冲突，投资人没有董事席位，如何掌控公司发展方向，保障投资利益。此前，董事会为吸引投资设置了一种特殊的治理架构（OpenAILP）。投资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股东，而是享有特定分红权的股东。如果OpenAI未来盈利，股东可以分享其中的利润，拿到协议约定的利润后撤出，跟OpenAI不再有股权关系。

　　按照协议，OpenAI未来利润将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将优先保证马斯克等第一批投资者收回初始资本；第二阶段，微软将有权获得75%的利润，直至收回其130亿美元投资；第三阶段，在利润达到920亿美元后，微软在该公司利润分配比例将下降到49%，剩余利润由其他风险投资者和OpenAI的员工作为有限合伙人分享；第四阶段，在利润达到1500亿美元后，微软和其他风险投资者的股份将无偿转让给目前负责OpenAILP投资管理的普通合伙人。

　　非股也非债的监管空白

　　OpenAI的利润分享模式类似于李小加创办“滴灌通”倡导的非股非债模式。只是目前OpenAI尚未营利，该机制还没有启用，但利益斗争已经白热化。在这种治理架构下，投资人、管理层和员工都倾向于加速商业化。

　　滴灌通是港交所前CEO李小加等人在2021年创立的一家资金融通平台，采用非股非债的每日收入分成合约（Daily Revenue Contract）的投资模式，主要是对餐饮、零售等门店进行投资。今年，滴灌通在香港和内地快速扩张，签约门店过万家，投资总额已达24亿元；同时还在澳门成立了金融资产交易所，将其持有的每日收入分成合约证券化，使其底层资产进而组合分层后可挂牌交易。

　　根据滴灌通白皮书，每日收入分成合约非股非债，投资人不享有小微企业的股权和债权，只从每日收入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分成。其实，收入分成融资模式并不罕见、古已有之，譬如伊斯兰金融的Mudaraba合伙模式也是不允许收取利息的。从合约的角度来看，合约并不要求非股即债、非债即股，只要在自愿的前提下约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即可。

　　从账面上来看，微软投资OpenAI可谓“一本万利”。微软一共投资130亿美元，撬动了1万多亿美元市值；今年微软股价大涨55%，市值达到2.7万亿美元。但是，微软高股价存在一个隐患，即不享有OpenAI的完全所有权。待利润分配完结后，OpenAI不再属于微软。因此，微软的策略只能是加速ChatGPT商业化，将ChatGPT加入到微软的“全家桶”中，帮助各项业务抢占AI的赛道，获得领先优势和实现商业最大化。

　　不过，OpenAI“政变”暴露一个重要问题：微软作为投资人该如何从治理架构层面确保决策权。OpenAI相当于是微软的“滴灌通”，微软对OpenAI不具有完全股权，也不具有债权，只有利润分红权。此前也有内地投资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质疑滴灌通的商业模式，认为其本质上是未明确债权的债务关系，“本质上还是个高利贷，是个升级版的P2P”。

　　目前来说，滴灌通面临两大挑战：法律监管与风险控制。

　　首先，内地法律将资金融通的关系普遍界定为股权或债权，非股非债的金融法律还处于空白阶段。根据以往的案例，司法部门一般将这种营业收入分成模式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债权关系。其次，滴灌通也要面临一定的风控问题。小微创业企业、服务业门店、加盟店竞争激烈、利润微薄、容易倒闭，门店营收造假、挪用资金、经营失败、夫妻店散伙等风险不易控制。

　　点对点的资金融通是一种理想的融资方式，但是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金融市场的主流？原因在于，点对点的资金融通缺乏充分的两端信息，无法实现信息和信用的有效匹配。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平台为这种模式提供了可能性，但必须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才能实现有效风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