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王仲荦热诚教学，专心写作
王仲荦与日前我在本栏提述的邓广铭一样，都是我自少年时代“认识”的内地史学名家，不过，必须说明，所谓“认识”，只不过是仅知其人以及拜读其书而已，像我那辈在港接受教育的学子，既没有机会亲附骥尾，敬承教泽，亦没法亲沐于他的风趣谈吐。
虽然同样是我在差不多同一时代所认识的内地史学名家，王仲荦与邓广铭有好些地方毫不相同。首先，邓广铭专攻宋史；王仲荦则以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为专。第二，邓广铭终其一生大抵以王安石、岳飞、辛弃疾为主要研究对象，但这位宋史专家不曾写过一本宋朝的断代史，而只为《m88史纲要》一书写了“宋辽金史”部分；王仲荦则写有自魏晋以至隋唐的断代史，经编整修订后，分《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唐五代史》推出。
第三，两位同样是断代史专家，写过不少断代史的文章并编成文集，两位亦不约而同，为宋朝文学作品结集註释：邓有《稼轩词编年笺注》；王有《西崑酬唱集注》。不过，王仲荦在其他方面也有著作。他生前写了不少关于历代物价考的文章；身故后由遗孀郑宜秀代为出版，并按丈夫生前所示，将书名定为《金泥玉屑丛考》。
第四，邓广铭和王仲荦虽然都是享负盛名的断代史专家而长期在大学执教，但邓长年任教北京大学；生于浙江馀姚的王仲荦，却对山东情深难捨，因此长时期在山东大学任教，不求闻达，无意登入“北大”之门，做名牌大学教授；反而专心在山东作育英才。
第五，一如上文所述，邓广铭集中研究宋朝几个人物而写成《陈龙川传》、《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岳飞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王仲荦除写了一本《说曹操》而为现代史学界展开曹操的正反两面讨论之外，就没有以某朝代的人物成书，而以某朝代的一些方面成书，包括关乎南北朝北周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以及关乎唐朝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
十载精力写两套断代史
上述著作之中，对一般习史的学子来说，最热门的，当然是两套断代史，即《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而这两套断代史都是分上、下两册印行。这两套断代史先后在一九八○及一九九○年推出。前者有四十一万字；后者有四十八九万字，两者合共九十万字。
这两套从魏晋到隋唐的断代史，虽然坊间所售的是两套分开印行的书，但追本溯源，其实是蜕变自作者在五十年代写成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而此书的上册在六十年代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但下册虽然已予定稿并准备付梓，但因受“文革”影响而停止排印。
“文革”结束后，出版社主动致函王仲荦，表示有意重印该书的上册，并准备出版下册。王仲荦虽然觉得欣慰，但鉴于该书草成于一九五○年初，已经事隔四分一世纪，实在不宜隻字不改就将上册重印及将下册付印，于是要求出版社给予两三年时间订正，将自己的新见解及外界的评论适度加入旧作，并计划将旧作扩大，由原先的初唐延至整个唐朝甚至五代十国，然后将原作分成魏晋和隋唐两大套。
这项浩大工程的上半部即《魏晋南北朝史》花了大约三年才在一九七九年完成，而下半部即《隋唐五代史》却要经过六七年时间大幅修订才在八五年完成。诚如作者亲自引述，“十年精力，瘁此两书”，光是这两套断代史，已耗费他十多年精力。
魏晋南北朝非黑暗时代
《魏晋南北朝史》共分十二章，由第一章“三国分立”至十二章“魏晋南北朝的科学技术”。一如其他载述二手资料的断代史，王仲荦将大量第一手史料整编然后写此书，但当中有不少课题值得提出讨论。例如，他在书内说明，m88既然是个多民族m88，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指南匈奴）、鲜卑、氐、羌、羯等部族，经入侵中原后已予汉族合为一体，并使之更见壮大。因此，各族之间的联合融和，既然是历史事实，就应予肯定。为此，除前述“五胡”外，王仲荦亦以不少篇幅，主要是书内第八章“边境各族”及第九章“中外经济文化交通”，介绍其他部族例如高昌、龟兹、于阗、吐谷浑、党项以至一般人鲜有知闻的夫馀、沃沮、勿吉、室韦、附国、宕昌等部族的制度和活动，以及与汉族的交往。
另一方面，王仲荦不同意一般学者的说法，认为魏晋南北朝是m88史上的黑暗时代、社会经济停滞不前。反之，他认为这段时期各式文化艺术，例如经学、哲学、宗教、史学、文学、书画、音乐、舞蹈，以至科学，均有长足发展，而且成就非凡。为此，他以全书的四分之一篇幅即最后三章阐述这段时期的文化成就。
举前凉说明内部须团结
任何一本晋史，当然叙述那场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固然有所提述，但除此以外，特别提出一个较少人知的例子，就是前凉虽然是个小国，兵微将寡，只有兵众几万，但先后击败入侵的前赵（拥兵二十八万）及后赵（拥兵十多万），而当中致胜之道，是前凉内部安定团结，敌人无隙可乘。他举前凉为例，是要印证《尚书》“取乱侮亡”的道理。只要我们内部和睦团结，就不易受到外敌欺侮。这种道理，十分值得记取。
至于王仲荦成书较晚的《隋唐五代史》，全书共分十章，由第一章“隋代的政治与经济”至第十章“隋唐五代的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单以唐史而论，一如其他二手史书，王仲荦所用的引文，多採自《旧唐书》和《新唐书》。基本上，他是两史兼採，以补彼此之不足。不过，如果某事两史均有记载，他就引述《旧唐书》，而捨《新唐书》。箇中的最大原因是《旧唐书》行文畅顺，容易理解；反观《新唐书》佶屈聱牙，不便阅读。同样情况，他宁取《旧五代史》而不取《新五代史》。
不过，据他亲述，但凡引用唐史材料，很多时候既不採《旧唐书》，亦不採《新唐书》，而迳用《资治通鍳》。原因有二：其一，主观上由于他在抗战期间，寄寓昆渝两地，手头书籍不多，只有《资治通鍳》，因此经常反覆阅读，结果从头到尾看过十多遍，日后引用，多所称便；其二，客观上，《资治通鍳》成书时由于对所用史料审订严格，因此比较稳妥。他为了说明这一点，特别举出《新唐书》“仇士良传”里一位涉及“甘露之变”的翰林学士崔慎由作为例子，以《通鍳考异》及《翰苑新书》，力证仇士良与崔慎由晤谈甘露之变一事，根本是讹传，因此《资治通鍳》在记载“甘露之变”时，刻意删除这一项记于《新唐书》的史料。
另一方面，史学界研究唐朝以至唐朝之前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制度时，最常参考《唐律》。王仲荦当然不例外，但除《唐律》之外，亦参照了两册关乎姓氏谱录的敦煌文书，即《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和《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这些史料对于研究唐代名门望族很有帮助。
为敦煌地志残卷考释
提到敦煌文献，王仲荦在六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初的十多年间，对敦煌石室所发现的地志残卷，先后写了十多篇考释、校释或笺释，包括篇幅最长的“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考释”。这十多篇考释在他逝世后几年由遗孀郑宜秀整理付印，并邀得尤专敦煌的史学名家王永兴作序。
王永兴在这本定名为《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的“序言”说道：“修造地志，是唐代一项涉及经济财政的制度，而现存的敦煌唐地志无疑是我国学术文化上的宝贵资料。敦煌所出的唐地志，虽然为数不多，但却是研究唐代地理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虽说资料重要，但由于地志研究确实枯燥乏味，学史的后辈很多不感兴趣，以致承接乏人。王仲荦这本地志考释，绝对极其罕有。
试以上述《地志考释》里“《炖煌录》残卷考释”一文为例。残卷里其中有一条的记载如下：“州西有阳关，即古玉门关；因沙洲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接鄯善城，险阻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王仲荦对于这则记载提出质疑，于是在其考释提出，玉门关和阳关，在汉武帝时已经设置，所以不可能有玉门关改称阳关之事。至于沙洲刺史阳明从此关出走，亦无此事，而阳关亦从无迁移。不过，玉门关确曾迁移，但并非如《炖煌录》所言，移往州东，而是往东北移。另，所指的鄯善城，即古代鄯善国的国都，在现今新疆若羌县城，即古代的石城镇。
顺带一提，地方图志，古已有之，并且设有专责人员掌管。据《周礼》记载，有“职方氏”负责掌管天下地图。在唐代，地方图志由兵部该管，而兵部设置郎中及员外郎各一人，掌管地图及相关事务。地方图志之事，由兵部该管，相信主要功能是为m88防务提供地理资料。
关于地方图志，王仲荦除了上述《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之外，另以长达七十万字的篇幅，写了一套两册的《北周地理志》。此书初稿早于一九三五年写成，但随后屡有增删斧定，至一九七八年亦即经历四次大规模修订后才完稿。
补北周地理志书的空白
《北周地理志》对史学界的最大贡献，是补北周地理志书方面的空白。原来历代史书，居然没有一本专门载述北周地理的志书。王仲荦于是毅然挑起这个重担。不过，他在编集北周地理志时，却遇到重重困难。
首先，关于北周地理的正史，只有《隋书》，但《隋书》所记的地理，是根据隋朝州县的分布而不是按照北周年间的州县而编写，加上隋初不少州郡县已经合併成省，所以资料并不可靠。再者，由于可予参照的资料，来源不一，一经对照，矛盾极多。此外，王仲荦经常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某个州究竟下辖多少个郡，以及哪些郡，而某郡又下辖多少县，以及哪些县？另一个延伸的问题，是当某些郡县併入某省时，究竟是整个郡或整个县併入，还是郡或县的某些地区併入呢？这个根本难以稽考。
王仲荦在回顾这项关于编写地理志的工作时，提出不止上述四项困难，而是十项，可惜本文篇幅有限，不能详载。
王仲荦既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所著专书，当然不止上述。关于北周，除了《北周地理志》外，他在二十多岁时便着手《北周职官志》，随后四易其稿。据他亲述，此书从初拟至审定，经历了四十多年，而实际用于编写此书的时间，亦超过三年，其间将此书改称《北周六典》。
《北周六典》内关于六府，即天、地、春、夏、秋、冬官府属下诸官的职称和品秩，主要根据杜佑《通典》的“职官典后周官品”，并参考《后周书》、《隋书》诸史，以及北朝和唐代的碑文墓誌。其实这种水磨功夫，既吃力，又不讨好，一般读者甚至历史系学生，断不会翻阅，而唯一受惠者只是选择相关课题作为论文题目的研究生而已。也因如此，不是太多史学名家愿意在此等枯燥乏味的课题上花功夫。王仲荦的《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一样，确补史学界的不足。
“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很多史学家除了撰写专书，亦会将历年所写而篇幅较短的文章，结集成书，以便传世。王仲荦当然也不例外。他把四十多年来所写的论文，集成两大册，并因应自己居于济南山东大学?华山馆而将文集定名为《?华山馆丛稿》及《?华山馆丛稿续编》，前者初刊于一九八七年，后者则初刊于二○○七年。
正稿与续编共收文四十多篇，合共八十多万字。文章长短不一，短则只有寥寥数页，如《井田制度考》，长则多达百馀页，如《鲜卑姓氏考》，甚至连五十年代初刊的小书《曹操》，经修订后，载于《续编》内。
这几十篇文章固然以各门历史为主，但当中有两篇另类文章，很值得细阅。其一是《太炎先生二三事》，文内所记的事件，本身并非十分特别，而是读者可以透过作者记叙老师的行事见识，了解做弟子的如何观察老师。
另外一文，题为“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短短十几页，充分叙述作者如何治理学问，以及研究历史的经过。例如，他在四九年担任青岛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时，奉命为农民战争史蒐集资料，然后抄录于卡片。他在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方面抄了几百张资料卡。此举有助于他日后在大学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以及动笔写《魏晋南北朝史》。
一九八三年亦即王仲荦逝世前三年，当朋友问他此后还写什么书，他表示，只要身体可以，还会写几本书，并强调“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这八字真言，不仅是王仲荦的生命观，也是终生治学之人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