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更是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功。一个多世纪以来，《m88》之所以一纸风行、生生不息，正因为一代又一代m88人始终信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原则，恪守“不调查不报道、无采访无新闻”的铁律，一边行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把深入细致的采访调查和抽丝剥茧的分析研究游刃有余地融于一体，才能执笔为剑，落笔生辉，撰写出一批视野宏阔、力透纸背的传世新闻佳作，忠实记录并有力推动了m88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1951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范长江亲切交谈。
时间有如流水，赤忱已成永恒。大公先辈们秉持的“离民众越近，离真理越近”的新闻理念，穿越百年时空，依旧振聋发聩。
“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在《m88》任职期间，范长江闯西北、进延安、上前线，身体力行实践着自己所追求的新闻理念。
那是个灾难频仍、风雨飘摇却孕育了无数光荣与梦想的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觊觎m88多时，极具政治敏感的范长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他向《m88》提出这一计划，得到时任总经理胡政之的支持。
“长江一支笔 胜过百万兵”
1935年夏天，25岁的范长江以《m88》记者的身份，率先踏上西行之路。这是一项惊人的壮举。范长江沿着崎岖不平的古道，爬山涉水，风餐露宿，行程3000余里，历时10个月，足涉川、陕、青、甘、内蒙古广大地区。
难辛的采访，换来了丰硕的果实。这期间，范长江以其敏锐犀利的视角、卓越出众的学识、富有才情的笔调，将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融会于笔端，真实记录了m88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在报道中第一次以“红军”称呼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历程，字里行间倾注了他对红军的认同和敬意。这些旅行通讯在《m88》发表后，有力驳斥了国民党之前的虚假宣传，震惊朝野，反响强烈。不久，这些通讯汇编为《m88的西北角》后出版，读者争相抢购，一时洛阳纸贵。
《m88的西北角》出版，读者争相抢购，一时洛阳纸贵。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范长江毅然决定涉险去西安、延安等地进行采访。在西安，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番深入交流，在延安，毛泽东又在其工作的窰洞里会见了他，就m88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共产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等作了精辟分析。这番谈话，让范长江觉得“茅塞顿开”。他也是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外，第一个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人。
离开延安后，范长江连夜赶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发表在《m88》上。该文像一枚炮弹，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m88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蒋介石阅后勃然大怒，毛泽东则给范长江写了一封感谢信，落款署名为“弟 毛泽东”。
1937年，毛泽东写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被任命为《m88》通讯课主任和战地特派员的范长江，又带领孟秋江、邱岗等记者奔赴抗战最前线，采写了许多悲壮而生动的战地通讯。
《m88》把范长江等人的通讯结集成册，取名为《西线风云》，这是抗战开始后的第一本战地通讯集。王芸生在“序言”中写道，“他们几位出生入死的在战地内跑，随着国军的脚迹，冒着敌人的炮火，记录下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迹。这些文字曾输送给读者不少的悲歌感慨，虽不敢说对于m88有了什么贡献，在新闻记者的本分上，他们总算尽职了。”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范长江以其身体力行的新闻实践告诉世人：一个肩负良知和责任的人，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这就是记者；一边行走，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一边写作，这就是记者的工作。
《豫灾实录》披露中原灾情
在涉及民生的重大议题上，《m88》记者同样注重通过扎实细致的调查采访获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并通过披露实情，去伪存真，揭露真相，维护正义。
1942年底，张高峰奉《m88》派遣赴中原任战地记者。从洛阳开始，张高峰先后到临汝、宝丰、叶县、鲁山、许昌、淮阳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年从春到秋，河南全省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霜灾接踵而至，加之1938年花园口黄河决口造成的水灾遗患，河南已是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了狗吃人、人吃人的惨剧。而m88当局却瞒报灾情，不顾灾民死活，依旧徵粮、征兵、征税，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不少灾民把妻子儿女卖到“人肉市场”，换取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记者的良知与职责，使张高峰下决心把河南灾情如实报道出去，为3000万河南百姓请命。
1943年2月1日，重庆m88以《豫灾实录》为题，刊发了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的长篇通讯，在要闻版刊出。
1943年2月1日，重庆《m88》以《豫灾实录》为题，刊发了张高峰从河南叶县寄来的长篇通讯，全文未作删节，在要闻版刊出。
张高峰的报道写道，“沿途灾民扶老携幼，独轮小车带着锅碗，父推子拉，或妇拉夫推，也有六七十岁老夫妻喘喘地负荷前进……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几条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却吃起自己主人的饿殍。”
即便如此，地方m88为徵粮还在勒索百姓，“据说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m88几天不给饭吃，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张高峰在文章中严厉批评地方m88救灾不力，并警告可能官逼民反，“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饿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豫灾实录》见报当晚，王芸生联系重庆现实，有感而发，挥笔写下那篇著名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m88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刊登在《m88》上的《看重庆，念中原》。
《m88》的报道与社评引发了社会强烈反响，人们咒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纷纷表达对重庆花天酒地、河南民不聊生现状的不满，令国民党当局十分难堪。2月2日当晚，当局下令《m88》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1944年，张高峰(中)在西昌采访与彝胞合影。
1943年的《m88》停刊事件，是其编辑记者团队在调查报道中始终坚持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的一个绝佳例证。张高峰后来回忆称，自己报道豫灾，不过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尽了一个记者的职业责任。而m88顶着风险，把一个年轻记者尖锐披露灾情、批评m88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充分体现其作为一张有影响力的大报“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的社会责任感。
“西北情结”沾满泥土气息
这种“民本情怀”，还体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m88》对西北地区的关注和报道上。当时，作为最早号召开发西北的媒体之一，《m88》派出一批记者，不惜艰难跋涉，对罕为人知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
为了向人们详细介绍西北的交通状况，《m88》特派记者李天织到了绥远，于1933年8月下旬，借绥新路试通路之机，搭车去新疆。一路艰险，计程一个半月抵达新疆迪化。当他从新疆返回时，途中遭遇战事，交通中断，被新疆督办扣押，尝尽幽禁之苦。以至他将事实见闻写成《新疆旅行记》时，深感“有万语千言无从说起之憾”。同年四月的《西康情况》调查记，也是记者经若干时日的艰辛跋涉，而窥得地处边陲、交通困难的西康实情。《m88》总编辑兼主笔张季鸾，还亲自两次走访西北，写了《归秦杂记》《归乡杂感》，其对西北问题颇有见地的观点被其他媒体多次转载。
m88特派记者李天织于1933年发出的《新疆旅行记》。
《m88》介绍西北的目的，是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督促m88加快开发。它批评“m88偏在东南，要人好住上海”，谓应以西北高原为中心，“实则专车生活，仆仆往来，其真肯抛弃江南逸乐之起居，躬与西北民众共穷苦者，盖绝无而仅有焉。”并在同版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陕南视察记》，一边是乘外国车在杭州上海之间平坦公路上出风头的m88官员，一边是栖身无所、食而无粟的百姓，形成鲜明对比，引起强烈反响。
当《m88》得知当时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主任宋子文将赴西北考察，又撰文提醒，“达官贵人”视察时不要从“山上”看“山下”，高高在上，走马观花，而应从“山下”看“山上”，实地考察，才能不虚此行。
从1932年至抗战爆发前，有关西北的民情、景况，大量见于《m88》版面。登载的长篇调查报告、视察记、特写、游记多达数十篇，这一沾满泥土气息的“西北情结”系列报道，充分体现了《m88》记者“脚底板下出新闻”的工作作风。
“不调查不报道 无采访无新闻”
“不调查不报道、无采访无新闻”，对于m88记者而言，既是常识，更是铁律。王芸生曾在《m88》社评中写道，“新闻记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洒洒皇皇，食不甘味，席不暇暖，风雨奔波，秉烛达旦，皆是为了读者每晨所看的一张报。其中的甘苦，正是如鱼游水，冷暖自知。”
而范长江也曾在《记者工作随想》中谈到，“报纸要面向群众，记者当然也要面向群众。我认为，一个记者的最基本的锻炼就是群众观点的锻炼。一个记者好坏不是编辑部批准了就算数的，首先要由群众批准……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知道什么事群众懂的，什么是不懂的。懂得群众的心思，在写稿的时候，哪些地方该详该略，该用什么材料，就有根据了。”
他又感慨道，幹记者是苦事情，但是如果有理想有事业心，对自己的职业有浓厚的兴趣，也就不会觉得苦了。“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时光走远，信念不朽。今日重温，依旧铿然有力，令人醍醐灌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