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书这件事，现在估计做的人越来越少了。在印刷不发达的时代，抄书几乎是读书的标配。宋代欧阳修家穷，学习全靠借书抄。明代宋濂也是如此。他在著名的《送东阳马生序》里“忆苦思甜”，说自己年轻时好学，但家里穷买不起书，“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因为是借来的书，虽然天寒冻手，还是抓紧抄完还回去。

　　古代还有人以抄书为业。唐代寺庙中就有帮人抄佛经的“学郎”。不过，当谋生成为唯一目的时，任何事情都会变得面目可憎。学郎们当“人肉印刷机”的滋味和宋濂以笔为桨遨游学海的感受很不同，烦闷的心情被他们写在抄经多余的纸张上保留下来。有的吐槽雇主没有及时支付抄经费，“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也有为即将到手的薪酬而宽心，“今日写书了，合有五升米。高贷不可得，还是自身灾”。

　　到了现代，抄书成了治学方式或者文化生活的爱好。鲁迅从小喜欢抄书。读到奇文古字就抄写下来。鲁迅博物馆至今保存着他抄写的明代编纂的大型丛书《说郛录要》。在北京当公务员时，从小养成的“抄书癖”发扬光大，抄古碑，钩沉古小说，辑录会稽文献，缓解了“铁屋子”里的彷徨沉闷，也为即将迸发的“呐喊”积攒了力气。

　　我这一代人，书抄得不多，少年时港台流行歌曲倒抄过不少。写满“四大天王”歌坛战绩的本子摞成青春簿册。而今书变成了电子书，动动指头就能覆製，抄书显得有些滑稽了。不过，我还是会在无事可做的下午或俗事已了的清夜，茶一杯，纸数张，抄几首新读的古诗，做几条读书札记。心知这些诗文碎语抄后不久便会被遗忘在书桌上落灰而至于当废纸扔掉，而不是像年轻时抄歌词那样成册地保存，却仍像滚石头的西西弗做着无用功，仿佛一个戒烟的人偶尔拿起烟卷闻一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