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宋以朗著《宋家客厅》。

　　极有才又极有财、真诚而又慷慨──谁不想与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宋春舫、宋淇、宋以朗这三代人，便有这样的共同特征。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宋家三代人与诸多文坛巨子和饱学之士成为了挚友。

　　我得知宋淇和宋以朗父子，是因张爱玲。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在美离世，遗嘱指定所有遗产交给她在香港的挚友宋淇打理。宋淇去世后，他的儿子宋以朗成为张爱玲遗产执行人。正因宋家父子，张爱玲人生中后期的大批重要作品，包括《小团圆》、《秧歌》、《异乡记》、《同学少年都不贱》等等，得以逐渐面世，实为读者之幸。

　　客厅，乃迎客之地；不同的年代，宋家在其不同住处的客厅里，迎送过m88文坛诸多文人。例如，宋春舫在杭州的别墅春润庐，章太炎、徐志摩、林风眠、蔡元培等等曾寄宿过，熠熠星辉，数都数不完。

　　而这本《宋家客厅》，由第三代的宋以朗写成，追忆了父亲宋淇和母亲邝文美与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及张爱玲四位文人的交往史，资料主要来源于父母与四位之间的私人书信往来、手稿，以及作者的家庭记忆。数学和统计出身的宋以朗，中英文造诣都极高，行文严谨，文字平实而感人。读之，仿佛坐在宋家的客厅里，聆听那些鸿儒们激荡思想、切磋文字、交流情感、分享生活琐事。由于这些书信往来的时间、空间跨度很大，呈现了这几位文人在不同时期（四十至九十年代）、不同地方（上海、香港、美国）的生活片段，可视为四位文人的一部“外传”，或者一部别样的m88现代文学史。

钱钟书：“文化昆仑”和“最高法院”

　　宋淇与钱钟书相识于四十年代初。那个时期，宋淇常办饭局，聚集友人月旦文坛和时政，钱钟书夫妇、傅雷夫妇都是座上宾，从而互相邂逅。这些“赏心乐事”和“口体享受”，《我们仨》里也有提及。一九四九年，宋淇举家来港，怕政治牵连内地的朋友，便断了与钱钟书的联系。直到一九七九年松动后，才恢复通信。据书中说，他们的第一封信便与钱钟书女儿圆圆来港到宋淇家作客有关。

　　钱钟书学问之渊博，不仅被视为“文化昆仑”，还被朋友们称为“最高法院”──任何学问上的争议，以钱的说法一锤定音。他的书信，绝对可以称为“现象”，多用毛笔写就，或行或草，或白话或文言，点缀英、法、意、德等多国语言，就像在玩语言游戏。用宋以朗的话来说就是“舞龙”一般。学问少点，根本无法接话头。好在宋淇也是多才多艺，操多国语言，方能把信通下去。

　　这些书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钱钟书的性格。每每有朋友请教学问，他在给出“最高法院”的裁决后，总是示意提问者到他的《管锥编》去查阅，恃才傲物，那是有的。信中还流露他的机警、幽默、旁征博引、联想丰富，思想的跳跃有时到了“无厘头”的程度。他在近八十岁时给宋淇的毛笔书信中，在自嘲之后，还加上个“呵呵”，就像现在网络的表情符，让我莞尔。

　　书中有几处谈及钱钟书与夫人杨绛之间的相处，短短篇幅，齐眉举案跃然纸上。钱、杨通晓多国语言，外界传言他们在家中每周中、英、法、意、德轮换用。钱钟书对此说法表示呵呵，说“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书中还提及，为让丈夫专心做学问，杨绛常为他处理公事，包括替他去开会、完成上级分派的翻译任务等──以她的才学，担当得起这个替身。而在钱钟书最后的日子里，杨绛每日去医院探望，在他耳边轻声安慰，直至他去世──用的，便是他们在家中说的无锡话……这些，《我们仨》中也说过。

　　生活中相濡以沫，灵魂上互相滋养，钱杨这样的夫妻，想必便是所谓的神仙眷侣吧。我大概二十岁还不到时，忘了是在怎样的场景下，一位同龄友人跟我分享他的婚姻爱情观：一种是人生伴侣，一种是灵魂伴侣，二者兼得，才谓神仙眷侣。当时的我，懵懂单纯如白纸一张，不明白他说什么。今日想起来，他在那个年纪，竟已有这般领悟，令人叹息。

　　只是，生活中步步相随，抑或灵魂层面莫逆于心，得其一便难得其二。二者兼而得之，除了钱杨，我能想得出的，大概还有郭靖和黄蓉、杨过和小龙女──既是“神仙”，人间自是难得一见的。

　　可是，钱钟书有如此神仙伴侣，却写出了最深刻的婚姻现实：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如同张爱玲，涉世不深，却深刻洞悉人性，包括人性中最隐密的那些小阴暗、小委屈，都分分明明。临水，便可照花─所谓天才，想必便是如此吧。